2019年末，由武汉大学、人民出版社、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长江金融工程研究院承办的“2019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论坛暨《2019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发布会”在北京泰康商学院举行。来自中国金融学会、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泰康保险集团等机构的业内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长夏义堃主持开幕式，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部主任房宪鹏、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杜晓成分别为论坛致辞，武汉大学金融系主任侯成琪主持了专家发言环节。论坛采用主旨报告和论文交流的学术研讨会形式，对当前中国与全球的经济金融形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及实践问题。
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永刚教授对《2019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阐释，分析并展望了中国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叶永刚表示，2018年全球经济持续了2017年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增速回落的现象。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04%，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投资活动明显减少、全球债务水平增长和金融市场动荡的特点。在美洲地区，美国和加拿大企业部门风险状况不断改善，巴西风险状况整体较稳定，阿根廷企业部门资产负债率显著高于美洲地区其他国家，债务风险较高。在欧元区，2018年企业部门资产负债率呈现上涨趋势，企业部门风险整体上呈现加大趋势，尤其是意大利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英国金融市场发展比较完善，企业部门违约风险较小。在中东非洲地区，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基础薄弱，政治风险影响经济发展，美元强势为新兴经济体带来较大的贬值压力。在亚太地区，日本经济增长低迷，债务高企；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货币贬值，汇率风险逐渐暴露。
从中国来看，2018年中国经济继续稳步发展，经济结构持续改善，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水平符合预期，但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8年虽然首次突破了90万亿元大关，但同比增长仅6.6%，为五年来的最低水平。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中美贸易冲突，导致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多。“减费降税”使得公共部门财务负担加重。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放缓。就区域而言，2018年东北地区宏观风险最为突出，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风险最小。并且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继续面临下行压力，中美贸易冲突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并未根本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现象未得到完全遏止，实体经济长期资金形成机制不足；改革进程中的隐性风险的逐步显性化；对外开放进程中金融行业受到的外部冲击也逐渐加大。
基于以上分析，叶永刚教授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还将继续增加，建议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应该从宏观金融工程的角度出发，在控制宏观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贯彻金融领先、金融驱动的思想，以金融作为突破口，实施宏观金融工程支持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具体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实施积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中国经济逆势上扬；第二，完善区域股权市场，培育中小企业成长；第三，发展衍生品市场，进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第四，推动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型升级，化解地方政府金融风险；第五，启动乡村振兴金融工程，扩大内需；第六，建设多层次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增大融资规模；第七，构建多元化的产业基金体系，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第八，深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原秘书长杨再平以“给风险定价做市是当下我国金融业必做的大功课”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在分析了目前我国经济所面临风险的基础上，指出要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首先要认识到风险管理的价值，清楚风险管理是能够创造财富的；其后要通过市场来实现风险管理的价值，注重市场思维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运用，这样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底线。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教授介绍了其关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与经济波动”的研究成果。他表示，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不仅受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还会受到宏观经济和国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通过设计了一个反映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汇率决定方程来度量汇率市场化程度；并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了汇率市场化改革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通过在模型里面引入延迟支付并将模型区分为了本国和外国不同的规模来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高时，“不可能三角”限制了央行货币政策区间，央行只能基于次优的货币政策参数实施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效果下降。第二，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汇率调节资源跨国配置的能力在上升，在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下，利率对通胀的反应幅度不断上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幅度不断下降。第三，在汇率市场化初期，延迟支付对本国通胀的影响较小，但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延迟支付对本国通胀的影响不断上升。第四，本币定价和外币定价从相反的方向影响汇率市场化的福利效应，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本币定价和外币定价共存使社会福利损失先增加后下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教授则以“我国经济高杠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题展开讨论，他指出高风险核心的原则在于高负债，并分析了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情况：企业部门的杠杆仍然比较高，2018年底企业杠杆率是152%，相比较于美国而言，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明显偏高，且国企的杠杆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居民部门的杠杆在2018年底是60.4%，虽然处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增速仍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并且我国家庭的负债远远超过了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并一直不断上升；地方政府部门由于中央政府的背书债务不断攀升，加上隐性债务，地方政府部门负债率达87%。他指出，以上这些债务风险其实都是通过一种隐性累积的方式逐渐叠加的，而这种叠加事实上体现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以及刚性兑付等环节。因此，为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的风险，应该加强政府体制改革。并基于此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和追责；二是“堵后门，开前门”，增加地方政府财力；三是改变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方式。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长江教授从制度视角、财政视角以及金融视角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他通过构建2006到2017年全国56个城市101种城市居民消费商品年平均价格的面板数据库，进而从微观层面构建了时序和截面具有高度可比性的地区间相对价格水平，发现各地具有显著高低差异特征，并且这种特征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他进一步将价格合理性因素纳入地方债务风险分析框架中，证明了价格因素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提出应该构建合理的价格体系，包括商品的流动自由、劳动力流动自由以及对房地产价格的控制。同时汇率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要控制好汇率，防止汇率上出现的整体高估。此外，还应该基于价格和经济发展程度之间是动态的关系形成一个两者之间的动态调整机制。
